今年以来，受高通胀影响，发达经济体普遍投入到“紧缩阵营”中，而日本却成了一个例外。这位七国集团（G7）中的“独行侠”，仍坚持着一贯的宽松政策，为此也承担了更大的经济风险。近期，日元大幅贬值、日债流动性恶化、贸易逆差激增，使日本经济频频亮起“红灯”。日本通过维持低利率也无法提振经济，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而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带来的外溢效应，也使得这些问题被进一步放大。眼下，日本央行已将2023年的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预期下调至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则更为悲观，该组织预计明年日本经济增速仅为1.61%。

　　由于美联储加快收紧货币政策、地缘政治冲突和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导致避险需求提升等因素，近期美元上涨明显。与之相对，日元在日本央行持续的宽松政策下大幅贬值，这使得日本贸易逆差加速扩大。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6月起，日本连续15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今年8月逆差甚至达到创纪录的2.9万亿日元。整体而言，2022财年上半年（4月至9月），日本贸易逆差达到11万亿日元（约合733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激增的贸易逆差也成为加剧日元贬值压力的一个因素。这一背景下，企业盈利也受到了一定压制。日经225指数一、二季度每股收益（EPS）同比增速分别为-79.2%和-81.0%；净利润率分别下滑至2.7%和1.3%（2021年为平均8.8%）；2023年一致预期EPS从今年上半年开始调整，当前增速已经下调至5.7%。

　　尽管汇率下跌对出口有一定提振效果，但全球宏观经济前景下行、美欧进口需求的下降也使得日本出口前景转弱。标普全球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新出口订单分项连续8个月低于50荣枯线，10月仍为47.4%；新订单指数也已经连续4个月低于50%。国内消费层面，日本消费者信心指数从2021年末的39左右水平下探至10月的29.9，并持续弱势震荡。此外，在当前高油价背景下，日元大幅贬值也使得能源进口价格进一步攀升而逆差持续扩大。在过去的半年中，日本进口额猛增44.5%，而出口额仅增长19.6%。事实上，近年来，由于日本的产业升级较慢，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于原材料价格上升的速度，造成日本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是出口型国家，如果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必然会导致国内制造业的萎缩和居民消费的下降。

　　与此同时，日债流动性持续恶化。近期，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多次升破0.25%上限。截至11月9日收盘，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为0.252%。日本超长期国债收益率也持续攀高，9日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538%；日本2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1.120%。在疫情暴发之前，日本经济处于长期的通货紧缩状态。为了对抗通缩，日本央行自2016年9月起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YCC），通过市场操作控制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通过购买国债，将短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0.1%；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0%，且每日浮动上限不超过0.25%。然而，随着能源、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飙涨，日本通胀率上升，对国债收益率形成上行压力，今年6月以来，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多次突破0.25%临界点，市场流动性恶化引人担忧。10月末，日本10年期国债甚至连续数日出现零成交的现象。

　　针对日本经济的痛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此前施行的“安倍经济学”进行了继承与改良。继续通过实行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增长战略，努力摆脱通货紧缩，切实重振经济。在此基础上，岸田文雄提出实现重视增长和分配的“新资本主义”的远景目标，其核心理念是通过增长和分配实现经济良性循环。其中，“科技立国”“数字田园城市国家构想”等内容是经济增长战略的主要支柱。

　　然而，这些长期性政策可能很难帮助日本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西南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战略实验室主任方明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岸田文雄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是“安倍经济学”的继续，在延续“安倍经济学”的同时，更注重增长和分配，一定程度上关注到了日本经济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并将经济增长寄托于科技创新发展、经济区域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的均衡上，以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但是，这解决不了经济周期长期偏离正常经济周期的问题，解决不了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解决不了其严重的政府债务和央行膨胀的资产负债表问题，解决不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及其相伴随的通缩问题。方明认为，首先，“安倍经济学”与岸田文雄的经济政策和日本大规模抛售美元国债，在一定程度上与全球美元周期相悖，可能面临着较大的外部挑战。其次，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美国股市将引发全球股市与房地产震动，日本也不能幸免，股市与房地产的财富效应缩水将极大地影响日本经济，并给日本财政带来较大压力。最后，日本经济如果能实现岸田文雄的经济政策愿景，注重科技创新发展、注重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收入分配均衡等，未来增长空间仍旧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