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气候变化对经济金融的影响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央行、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也逐渐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与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关联同样密切。

　　3月24日发布的《央行、监管机构与生物多样性：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行动议程》（以下简称《报告》）即聚焦这一话题。《报告》由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和国际可持续金融政策研究与交流网络（INSPIRE）成立的特别研究小组共同撰写。该研究小组由100多位来自全球50多个中央银行、金融监管机构和学术机构的专家组成。

　　为了进一步了解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的相关内容，《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NGFS和INSPIRE“生物多样性和金融稳定”联合研究组共同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围绕生物多样性与金融稳定进行了详细解读。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当前金融业迫切需要去关注生物多样性？

　　马骏：与气候变化类似，生物多样性丧失也是人类在本世纪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过去50年，因土地利用、毁林、野生动物利用与贸易在内的人类活动加剧了地球生态的脆弱性。据地球生命力指数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物种种群平均下降68%，按这种速度，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会威胁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惠益会大幅萎缩，进而成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来源。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过了某个拐点时，影响会突然爆发。因此，金融业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监管部门必须建立要求金融机构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相较于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讨论，金融领域对生物多样性影响以及自然资本依赖度的了解还不够充分。但联合研究组和其他许多专业研究的问世，将使各国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明显提升对生物多样性问题的关注，尤其是由于生物多样性所带来的金融风险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导致什么样的金融风险，具体怎样传导？

　　马骏：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并提供供给、调节、文化和支持服务。世界银行等机构的估算显示，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半经济活动，直接依赖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特别是农业、林业、渔业、制药业、旅游业以及与旅游相关的交通运输、零售和服务业等行业。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将直接导致这些产业的萎缩和在这些产业的投资损失。

　　围绕生物多样性相关领域，金融业主要面临两类风险，即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是指经济活动和金融资产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具有依赖性，并由此面临生态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造成的风险。例如，生物多样性丧失会对依赖生物多样性的行业、企业以及经济活动造成影响，引发企业亏损、倒闭、金融资产减值乃至清零等金融风险。

　　转型风险则与为避免和减缓经济活动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影响所采取的人为措施相关。比如，政府出台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如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禁止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活动或对其征税、罚款等）或提高相关标准，由此可能造成经营活动受阻、企业倒闭或违约等风险，这属于转型风险范畴。

　　相较于气候变化，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所带来的风险难度要大很多。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单一因素即温室气体排放决定的，而生物多样性损失和其他与自然系统有关的发展过程是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影响的，且其中一些变量的发展呈非线性且不可逆。因此，虽然已有一些实践，但在评估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风险时，仍然存在着方法学方面的挑战，未来还需要解决许多建模方法和指标、数据方面的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市场需求有多大？在该领域，国内目前已有哪些积极的尝试？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马骏：《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估计，到2030年，每年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求预估为7110亿美元，但目前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年度资金投入仅为1430亿美元。从全球范围来看，大部分生物多样性资金依赖于政府部门，弥补生物多样性的资金缺口需要更大范围地调动社会资本，特别是私营部门的参与，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金融体系，更好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向好的经济活动。

　　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上，36家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24家外资银行及国际组织共同发表《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同宣示》，展示出中资金融机构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意愿。

　　中国绿色金融的相关标准和目录中也体现了绿色金融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活动，包括退耕还林、国家公园和世界遗产保护、生态修复与治理以及支持可持续农林业以及渔业资源保护等，这些都是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也尝试一些创新产品，包括林权抵押贷款、林业碳汇质押贷款、国家公园收费权抵押贷款、蓝色债券、野生动物责任保险等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未来，国家也应该考虑建立各种支持生物多样性的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类项目的投资。

　　《金融时报》记者：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方面，国际上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马骏：目前，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保障政策或采纳赤道原则，并应用减缓措施，在项目筛选、执行、监督等全周期过程中避免和减缓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其中，部分国际金融机构正在尝试建立投资或资产组合对生物多样性影响或足迹的评估方法学和工具，也尝试进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压力测试。

　　在信息披露方面，与自然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于本月发布测试版框架，并于2023年发布最终版框架，推动企业和金融机构全面了解自然风险并纳入决策。

　　在促进对生物多样性的投融资方面，部分国际金融机构正在针对可持续林业、可持续农业、可持续渔业等生态保护与修复类项目，探索创新的金融工具和产品，如推出支持海洋保护的蓝债、与促进生态修复和保护效益挂钩的贷款等。

　　《金融时报》记者：根据INSPIRE研究，金融管理部门可以采取哪些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支持？

　　马骏：央行和监管机构应该从四个方面来推进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评估与防范机制的建设：一是建立对实体经济、金融体系与生物多样性之间互相影响的分析框架，用于评估主要经济活动和金融资产对生物多样性的依赖程度、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经济金融稳定的影响。

　　二是评估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对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所带来的风险敞口，例如，估算百分之多少的银行资产严重依赖生物多样性或会严重影响生物多样性。

　　三是指导金融机构开展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例如，分析在生物多样性严重丧失以及政府推出保护生物多样性政策的不同情景下（如扩大自然保护区覆盖面积、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企业采取关停、罚款、征税等措施）企业财务情况的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风险。

　　四是逐步建立对金融机构管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的监管框架，包括要求金融机构开展投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估；要求金融机构评估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风险敞口以及开展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求金融机构披露与生物多样性风险相关信息；要求金融机构建立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战略目标、治理机制、风险监测和报告体系等。

　　《金融时报》记者：下一步，NGFS新设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自然生态风险)的特别工作组将围绕哪些方面展开重点工作？

　　马骏：工作组将进一步推动NGFS开展自然相关风险应对的工作，初步盘点并设计一整套工作方案，将生物多样性物理风险与转型风险纳入金融监管框架、不同情景的宏观审慎稳定评估，以及央行货币政策与监管活动中。